长期以来，徽学与藏学、敦煌学被并称为三大地方显学。然而，这一提法在学术界存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徽学的研究价值大于地方学，是因为徽州文化代表了古代中国自宋代以来的主流文化，他们把徽州作为研究明清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徽州文书、徽商等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令徽州地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缩影。

　　“徽学以徽文化为研究对象，有人把徽学界定为地方学，显然是受到徽文化具有特定地域性的影响。 ”黄山学院副教授胡家俊是徽学研究爱好者，他关注的重点不是具体的某项徽学研究成果，而是喜欢琢磨和梳理一些徽学研究的基础脉络和动向。

　　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徽文化，究竟是什么？游客们眼中的徽文化可能只是那些静止着的徽派建筑和古戏台上的徽州戏曲。实际上，研究者们心中的徽文化是历史上的徽州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仅表现在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层面，也体现在精神文化层面。胡家俊介绍，徽文化包括徽州土地制度、徽商、徽州宗族、徽州历史名人、徽州教育、徽州科技、新安理学、新安医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刻书藏书、徽州工艺、徽州文献、徽州文书、徽派建筑、徽州村落、徽州民俗、徽州方言、徽菜、徽州宗教、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涉及经济、社会、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工艺、建筑、医学等诸多学科，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更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存在。

　　胡家俊倾向于“徽学不是地方学”，认为徽文化尽管有其地域性限制，但由于徽州的重要历史地位及其典型意义，徽学研究具有普遍性意义。他介绍，许多学者之所以认为徽学的研究价值大于地方学，就是因为徽州文化代表了古代中国自宋代以来的主流文化，他们把徽州作为研究明清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现存的大量徽州典籍、徽州文献、徽州文物以及众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徽学研究的资料基础。 ”胡家俊认为，近年来，大量徽州契约文书的发现和流传，被誉为继甲骨文、敦煌文书、大内档案和秦汉简帛之后的“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这本身也说明了徽学研究的广泛性和普遍性。而对徽州文书的研究，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推动中国史研究的深入。他介绍，徽学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初年，比如1907年黄质在《国粹学报》上就发表过《滨虹羼抹》一文；王茂荫的财政货币改革思想以及徽商现象，在解放前也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研究，这些都说明徽学研究在起步伊始就跳出了徽州地方史研究的范畴。有学者认为，敦煌文书时间下限至北宋，徽州文书的上限南宋则正好与敦煌文书相连，将敦煌文书和徽州文书中的动产与不动产买卖和租佃文书联系起来考察，一部中国古代动产和不动产买卖与租佃制度史便可以完整地复原和再现。现在，学界更是把徽州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缩影，审视和梳理其中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脉络。

　　另一个可以佐证徽文化不仅仅是“地方学”的元素是徽商。胡家俊认为，徽商是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徽商研究是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清时期徽商足迹“几遍宇内”，历史上素有“无徽不成镇”“无徽不成商”“钻天洞庭遍地徽”之谚。徽商所到之处，比如扬州、武汉、上海等地，无不形成了融徽州文化与当地文化于一体，又源于并别于徽州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亚徽文化圈。胡家俊说，这些众多的亚徽文化圈，既反映了徽州文化的流动性、辐射性和当地文化对徽州文化的认同，也反映了徽州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吸纳性、包容性和徽州文化在空间位置上的广泛性。一些学者更是认为，徽学并无边界，凡是与徽商活动有关、徽州文化辐射所及的事件或史实，都属于徽学研究的范畴。因此，把徽学简单地界定为地方学，起码没有考虑到徽文化发散性和吸纳性等特点。

　　对于当下的徽学研究者而言，重新定位徽学研究，反思其学科边界日益成为重要命题。这是一门以历史学科为主、多学科交叉研究的综合学科。徽州文化博大精深，除了史学之外，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诸多方面的研究均有待深入。只有聚集多学科的力量，才能共同推进徽州研究的发展。        ■记者 吴江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