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岁月的变迁，我们生活的世界随时都在变化着，天翻地覆，沧海桑田。那些有关一方人文，那些有关一地历史，那些过去了不能再重复的往事，都只能在记忆里去追寻。于是，我们彷徨，追寻。想要留住那份记忆，留住那份乡愁。

 

    于一方水土来讲，或于一座城市来说，每一个习俗，每一样文化，甚至每一样事物，都有着其特殊的人文或者历史意义，博大精深。其源远流长，其沉淀，都是值得敬畏的。只是，在历史的变迁下，在物欲横流的冲击下，那一方人文消失了，历史去淡去了。山不再是以前的山，水不再是以前的水，连人也不再是以前的人。除了那群视记忆为珍宝的老人，本土文化、历史人文都在渐渐被遗忘着，流逝着。

 

    渐渐地，乡愁不再，归属感也不在了。那些精髓，那些记忆，也越来越少有人敬畏，少有人留恋，都迷失在没了乡愁的物欲横流的时代里。幸甚，我们有那么一群记忆的捍卫者，他们带着这份留恋和记忆，在接近生命终点的岁月里渴求知音，寻找传承者。

 

    我们都应该是乡愁的传承者，小了说是传承一城变迁、一地历史，大了说是传承一方人文，民族历史。有了这份乡愁的传承，我们城市人才能有归属感，也才能有凝聚力！传承乡愁，要的是敬畏。敬畏传统文化，敬畏一方人文，敬畏民族历史。有了这份敬畏，我们才能携带这份乡愁，永远不迷失，永远走在不远离家的路上。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乡愁的载体在快速流失。据媒体报道，2000年我国尚有370万座村庄，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骤降到260万，10年消失了110万，平均每天有300个座村庄消失。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乡村是乡土文化的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口流出和生活方式的转变正在使乡土文化走向解体。一些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古村落人去屋空，流传千百年的民俗、技艺濒临失传，县志、村志等乡土文献的整理无人问津，乡村文化设施老旧残缺，赌博迷信等不良风气有所抬头……凡此种种，不能不让人在说到乡愁时，感到恐慌和迷茫。

记忆中的场景，不仅我们的子孙，就连我们自己也永远不可能再回到那场景中生活。不像我们的祖先，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同一个村落里，头顶上永远是同一片蓝色的天空，他们有同样的生活方式，有族群，有家族，有祠堂，有族谱，有同一的家园，有儿时的玩伴，有无拘无束的童趣。

我们失去了故乡，失去了乡愁，失去了乡恋，也就失去了归宿感。我们的孩子们不再有家族的归依感，他们不再像我们一样有那么多的亲戚可走动，他们有的只是一个孤独的家庭。过年了，他们只能守在自己的家里，或独自外出旅行。过年了，他们将不再千里万里归家心切，因为家作为一个独立单元会随着他们而流动。过年了，他们不再有吃团年饭的期待和快乐，不再有除夕夜守岁的温馨。那一盆火，那一大家亲人，团团圆圆，说着一年的收成，话着一年的快乐，他们再也不能体会那一份亲情。

 

变味的彩礼

彩礼，自古有之，指男方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向女方赠送聘金、聘礼的习俗，也是婚姻中的礼仪之道。然而，在现在的中国的一些村庄里，彩礼已不再是礼仪了，巨额的彩礼已成为重大的负担和陋习，完全与礼仪相背驰，那种情谊已经不在。“动辄花费三四十万”“一些父母已不堪重负”“有的父子反目上了法庭”还有青年男女因此自杀”……

刘团结是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人士，去年腊月二十六，大儿子大毛刚刚娶了媳妇，留下一大笔债务。刘团结给记者细算了娶媳妇的成本：见面礼1.7万元（万里挑妻），过启礼8万元，金戒指、金手镯、金耳环、冰箱、空调、洗衣机、彩电……加上盖新房，总计开支28万余元。“1999年，我和大毛妈就一起外出打工了，那时一月工资才一千多元，打工10多年，总算把三上三下的楼房盖了起来。”刘团结说，前年春节，在外打工的大毛回家过年，经媒人介绍，大儿子和邻村的一个女孩认识。那时候的彩礼虽然还没有现在这么高，但当时觉得手头不宽裕，就没有给孩子办婚事。“后来发现，结婚彩礼年年看涨，这家拿6万，那家拿8万，一家比着一家拿，拿少了女方不高兴，男方也觉得没面子，宁可欠几万元的账，也得赶紧把孩子的婚事给办了。”刘团结说，想想几万元债务和二毛的终身大事，怎么能不愁？

说到这，刘团结的妻子彩云又讲了娘家邻居的事。彩云娘家在宿州市埇桥区夹沟镇草场村，邻居有4个女儿，但是没有儿子，年龄最大的闺女比大毛要大3岁，最小的和二毛差不多。“以前，人家因为没有男孩，两口子过日子也不上心，现在孩子都长大了，不但能出去打工赚钱，找婆家还选家庭好的，两口子在家日子逍遥得很。”彩云说，现在流传一句话，生儿子是建设银行，生女儿是招商银行，一点不错。“要是有个闺女多好，就不要为二毛发愁了。”彩云时不时念叨这句话。“既然生了两个儿子，那做父母的就是要给他们娶媳妇，不能让他们打光棍呀！”刘团结说，有时被搞得心力交瘁，想起来，还是觉得闺女好。

      在刘团结夫妇看来，给儿子娶媳妇就是在过关。现在，大儿子这一关过去了。二儿子在无锡打工，刚刚谈了女朋友就向爸妈报喜，两人准备在城里买房。“城里买房，哪怕是插个鸟笼子，最少也得花五六十万，就是把俺夫妻俩卖了，也拿不出那么多钱。”刘团结说，二儿子的女朋友说，先给二十万首付，权当彩礼钱，其他的他们自己想办法。细想起来，孩子们的要求并不过分，大儿子花了近三十万，而二儿子的女朋友只要二十万的彩礼钱。“可家里这几亩地，一年收入五六千斤小麦，连一场婚庆钱都不够，怎么能拿出20万来？”刘团结说，他们夫妻俩这几天曾找到在家待产的大儿媳妇，试图问问能不能暂时帮助一下二毛，可是还没吹好风，就被拒之门外。

 

远去的歌谣

　　很难确切地描述对乡村的所有记忆。当我们有意或无意中重拾起关于乡村的一些生活片段时，脑子里很快便涌现出许许多多充满诗情画意的琐碎，是琐碎而不是宏大。记忆往往与宏大无关。或许尚在童年时代的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是宏大。记忆就是那样，用零星裹挟着的琐碎，如藤蔓一样地纠缠着我们，漫在我们的脑海里，成为永不枯竭的精神资源。我们在记忆里中，慢慢地咀嚼那些没完没了的琐碎，象独自品着陈年老酒，就着花生干鱼之类的两碟小菜，越发觉得那香味直往人心里去。

　　以前在农村，歌谣大多出自老人们的口中，老人们仿佛带着歌谣从遥远的年代走来。我们一边倾听，一边眨巴着老大的眼睛。歌谣中的内容，只能听懂很少的一部分，但却能听得出神入化，如入无人之境。歌谣也许在那个年代，就是人们对于生活的热情歌唱了。因而，尽管那还是一个商品极度短缺的年代，但歌谣让人们感到了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无论是汗流浃背的劳作中，还是闲来无事的家长里短时分，歌谣很自然地被人们象接力赛一样地相互传唱着。

　　不知道歌谣是不是老人们对于生活的唯一宣泄渠道。在我们少不经事天真的思维里，歌谣就是祖先遗传下来的一种财富。我们无端地被歌谣中那些直白胸臆的情境所打动，心中充满着好奇。我爱那些简单而优美的旋律，那些旋律勾起了我对音乐的强烈兴趣，激发了我对语言的最初想象。我完全可以回想我当年倾听歌谣时的姿势，一定执着得感人。

　　　　　　　　　　　　　　　

　　不论是在老房子中的天井下，还是在空旷的田野之中，歌谣总回响在耳边。“一爱姐，好人才，好象个天女下凡来；二爱姐，小白脸，不用得胭脂水分点……”老奶奶的音容依稀可见。“摇窝里的叔，白头毛侄。”(意思是摇床中的婴儿是我的叔叔，我是他的侄儿。)老奶奶笑着对我说。我乐不可支地笑。笑是我对歌谣最单纯的肯定，老人们仿佛需要那样的肯定，因为肯定能给人带来快乐。

　　那时的歌谣很多，歌谣在所表现的内容上，鲜活生动。有对现实生活的刻意描摩，有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展望，也有直面人性的唯美赞叹。在形式上则活泼多样，不拘一格，是介于古诗词与现代诗之间的一种通俗化的即兴口语写作，或者说歌谣就是民谚、顺口溜、俚语和方言等民俗语言所共同塑造出来的民歌形式。民歌应该是通俗歌曲的雏形，一种最质朴原汁原味的通俗歌曲。　　　　　　　　　　　　　　　

　　歌谣就是文化极度闭塞下的直接产物。村人们用粗糙而不矫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因而那些歌谣是最本质的发自心灵的原初情感。假如把那些远去的歌谣放在现代文明的土壤中，不知道它还会不会生根和发芽。也不知道歌谣会在浩瀚无垠的人类文明的舞台上，或是人们的脑际中能存活多久。对我们而言，一生也就足够了。

 

渐行渐远的露天电影

儿时的露天电影蕴含许多童年的情趣，留在了记忆的深处，每每想起，仍然有无穷的趣味，令人产生深深的怀恋。

      小时候，一提起看电影，是非常兴奋的一件事。那时看电影的机会很难得。看电影是乡亲们最大的娱乐，放电影的日子就成了乡亲们共同盼望的日子。公社(乡)里有电影放映队，到各村巡回放电影，一个村一年难得有几回。轮到了哪个村，哪个村就如过节日，村里的大喇叭播放着喜讯，黑板上贴出了海报，人们也在通过口口相传，整个村庄一下子热闹起来。

   放映地点设在各村里的开阔地方上。放映设备很简陋，在开阔地方立起两根杆子，撑起一张帆布作为银幕,离布前十多米的地方架上放映机，摆上音箱，将那一卷卷的圆盘式胶卷放到放映机的片盒中，机器转起来还会清晰地听到“咔咔咔”的响声，一场电影下来总得要换上几次胶卷。我们村的放映地点都选在大队的队部，地方比较开阔，又在村的中间，比较方便乡亲们。

    到了这一天,天还没有黑，我们这些小孩子就扛着家里的长条凳、短凳、椅子去抢占好位置，一般我们认为最佳位置是在放映机附近，一来可以看电影，二来可以观看电影放放映时的情形。占好位置后，孩子们就到处疯跑、笑闹、打骂，兴致勃勃地等着电影开场。大人早早的收起农活，早早地吃饭收拾好。接着，有的是爷爷领着孙子,有的是母亲怀里抱着吃奶的孩子,有的是哥哥姐姐领着弟弟妹妹,三三两两的走到放映地点，一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的。大人利用这难得机会，聚在一起，有的抽着丰收牌香烟，有的用纸卷起烟丝，有的用水烟筒点燃烟丝，都美美的抽着，边抽边闲谈。

   当“啪啪啪……”的发电机声音响起，孩子们拍起了小手，大人也会大声叫喊家里还在忙碌的人，“快点，要开始了”。放映员开始向幕布上投影，调试机子，调皮的孩子在镜头前做出各种造型的手势，投射到幕布上，形成各种各样的影像，并伴随一阵阵的喧哗。这时，有些后来者自带小板凳的坐小板凳,没带小板凳的找块砖头、石块或是用自己的鞋子垫着坐,有的干脆站着看，还有的大人让自己的小孩骑在脖子上,有调皮的小孩爬到周边的树上或房顶上看。再后来者挤不进去,被人挡着,急得只好踮起脚来看，实在看不见的就干脆跑到银幕后面去看，此时已不管它是正面还是反面，只要能看上就行了。不一会就挤满了黑压压人群，还时不时传来你踩了我的脚、他抢了他的位的争吵声。开始放映时，像是有人指挥似的，所有的人都屏息静气、鸦雀无声了。到换胶卷的时候，虽然是一小会儿的功夫，但观众特别是小孩顿时又叫成一片，待到画面再出来，又随即安静下来……

    印象最深的是，每次看电影时，只要银幕上亮出闪闪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字样时，我们就认为肯定是战斗电影。场下的观众就起劲了，都嚷着说“打战片好看，打战片好看”。记忆中，战争影片里大都有机关枪扫射、大炮轰炸，一出现这样的场面，个个非常兴奋，高喊“打、打、打”，最后总是吹响胜利的号角。那时最经典的儿童电影有《小兵张嘎》、《闪闪红星》等，让人至今难忘。

    电影放完，电影场又是一片喧嚣,大人小孩相互呼唤的声音、小孩相互呼唤的声音此起彼伏，人群纷纷向四面八方散去，手电筒交错闪现的光影也随着人群移去，在村道上闪动，直到消散，成为那时乡村夜空中一道独特的移动风景。

      那时，虽然没有现在所谓拥涌的“追星族”、“粉丝”，但一些片中的英雄人物总会我们模仿的对象，如张嘎、潘冬子等风靡一时，其形象其故事被到处生动地演绎，成为童年时代一抹最亮的色彩。

    那时候除了村里轮放的电影外，村里有人办喜事，或是有些有钱的人家，也会请来放映队放上一部电影，庆祝一下，让全村人分享，不仅让大家多了一份娱乐，也显示了主人的胸怀和身份。

       如今的农村早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家家户户都有电视机,可以守着三十多个电视频道，人人都猫在家里看电视电影,露天电影已淡出了乡村，淡出了村民的生活。可是，在家里看电视，在电影院看电影的感觉，已没有了小时候的那种看露天电影的乐趣了，也没有了那份对电影最原始的期待。

    生活中总有一些记忆让人难忘，这种记忆犹如一枚硬币永远是两个面同时落在手中，让人看到在物质匮乏的悲哀中体验着岁月温情的幸福或在物质丰裕的幸福中惜叹无味生活的悲哀的时候，背面的悲哀和幸福也同时来了。也许，这就是一段生活，一段历史。